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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落户深圳？）

　　在促进性别平等、营造性别友好的发展环境上，深圳拿出了一份大城答卷，实践可圈可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特约撰稿丁睿编辑覃柳笛

　　第二届中国（深圳）女子马拉松

　　在深圳，经常乘坐地铁的市民近期会发现，一些地铁站的出入口出现了反性骚扰的主题宣传海报，女性优先车厢的电子屏中也经常循环播放反性骚扰视频。

　　2021年12月，由深圳市妇联、深圳市国资委、深圳市总工会共同成立的全国首个“性别平等示范点”在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揭牌，该示范点向全市市民开设了热线电话和专用信箱，受理性骚扰申诉、举报和处置等工作，同时在地铁、公交等场所全面铺开了反性骚扰宣传。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一直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深圳市妇联主席刘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性别平等是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一座城市的性别友好程度，也是衡量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尺度。

　　早在2012年，深圳就出台了中国内地的首部促进性别平等地方法规。此后的十年，在促进性别平等、营造性别友好的发展环境上，深圳拿出了一份大城答卷，实践可圈可点。

　　深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深圳市统计局和深圳市性别平等促进办公室近期联合发布的《2020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深圳市单一房产户主人数为137.14万，其中女性房产户主70.23万人，比男性多出近3万人。

　　这与近一年经常登上热搜的“深圳女孩”标签遥相呼应。

　　在相关热搜里，“深圳女孩”有着特定的意义——“深圳女孩爱搞钱”，比起谈论情感八卦，这些生活在深圳的年轻女性，对职业发展、金融投资和房产置业的兴趣更高。

　　无论是“深圳女房主多”还是“深圳女孩爱搞钱”，都反映出：这座城市的女性注重个人发展，同时城市也赋予了女性相对不错的发展环境让其施展抱负。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落户深圳。

　　从户籍人口的性别构成情况来看，深圳女性户籍人口逐年提升。在户籍迁入数据上，迁入深圳户籍的女性人数也已连续多年多于男性，到2020年，深圳户籍人口（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性别比为98.75（每100名女性对应98.75名男性,女性占比约为50.3%），比2010年下降了14.31。

　　将时间拨回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女性也曾面临诸多“性别门槛”。

　　彼时，外来务工女性占深圳女性人口的七成，被称为“外来妹”。她们大多在劳动密集型工厂或餐厅里打工，为深圳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但职业发展却有着天花板。

　　受传统观念影响，“外来妹”往往会在适婚年龄选择回乡结婚生子，同时职业晋升机会也较少。根据2000年《深圳妇女发展规划》编写组的调查，在当时管理和技术等较高层次岗位的招聘上，男性机会远高于女性。

　　在城市公共政策上，深圳也曾走过性别歧视的歪路。比如“男方为主”的分房政策，“先调男、后调女”的人才引进政策。2001年，深圳市政府回应社会关切，对之进行了修改。

　　“在历史上，深圳也存在一些性别歧视的问题，单从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很难处理，必须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推动解决。”刘蕾说。

　　2012年，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中国内地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法规，将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反对性别歧视的机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条例》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制度，比如设立性别平等促进机构、反性别歧视、反性骚扰、反家庭暴力，建立性别统计制度、公共政策性别分析评估制度、性别预算制度、性别审计制度以及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深圳市妇联因此被联合国妇女发展署授予“女性发展贡献奖”。

　　十年来，深圳自上而下推动诸项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性别平等观念在深圳更加深入人心。

　　目前，深圳有30个性别平等、婚调、反家暴、心理服务示范点，373个不同形式的维权站，并在宝安区建立了国内首个情感家事纠纷智慧调处平台。

　　这些“点”共同构成了城市性别视角微治理的“面”，而发挥牵引作用的则是全市多个部门的联动机制。

　　2021年1月，深圳企业全棉时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卸妆巾广告。广告视频中，一名女孩在深夜被可疑男子尾随，迅速卸完妆后由美变丑，竟把男子“吓跑”了。

　　因涉嫌性别歧视，这则广告旋即引发了网络声讨。深圳市妇联发现相关舆情后，马上联系了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调查，召开两次约谈会、对涉事企业下发整改通知书，并指导其建立了广告性别审视和风险防控制度。

　　就在上述广告发布前一个月，深圳七部门联合出台了《深圳市广告性别平等审视指南》（以下简称《审视指南》）。这是我国内地首部广告性别平等《审视指南》，对广告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物化女性和色情暗示等问题提出了机制性应对举措。对全棉时代的约谈整改，可视为《审视指南》发挥实际操作性的实例。

　　“性别平等与女性友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做好顶层设计，不断推进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纳入政策法律体系，做好相关规划后再推动落地落实。”刘蕾说。

　　正是《条例》提出的诸多促进性别平等的制度设计，让深圳在全国率先有了一套性别友好的城市方法论。

　　20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牵头建立深圳市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委员会，旨在评估公共政策对男性和女性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避免加剧性别不平等政策的产生。

　　另外，深圳还在全国率先创立了社会性别统计分析制度。

　　社会性别统计分析可被视为一种透视城市性别平等现状的“工具”。“基础的性别分析是使公共政策更为公正、合理的重要方面。”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秦红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2015年开始，深圳市统计局每年都会发布《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从性别视角描述城市人口特征以及两性在婚姻家庭状况、文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与健康、参政议政、参与公共事务、法律保护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有了顶层设计上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分析工具，深圳将女性视角融入到城市大治理之中，联动多个部门构建了“七大工作机制”，涵盖的范围包括：妇女儿童人身权益保障、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反就业性别歧视、反家庭暴力、反性骚扰、广告性别平等审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2021年，深圳市妇联发布反性骚扰主题的公益宣传海报（深圳市妇联供图）

　　深圳市妇联于2021年对深圳市女性科技工作者现状进行了一次调研，结果显示，72.94%受访者最关注消除就业、性别、婚育等歧视问题。约59%受访者认为，性别歧视、就业歧视、婚育歧视、年龄歧视依然存在。

　　近年来，虽然性别平等意识逐渐深入人心，但女性遭受就业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深圳市妇联就曾处理过一宗典型的就业歧视个案。

　　2019年，深圳市某街道的招聘启事在17类岗位中有7类岗位规定了限招男性，有2类岗位限招女性，违反了《条例》相关规定。

　　在深圳市妇联的沟通下，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部门对该街道下发整改通知书，深圳市性别平等促进办公室也去函要求限期整改，撤销招聘公告中有关性别限制的内容。经多方协调和相关部门共同努力，该街道当天就将公开招聘广告中涉及性别一栏全部改为“不限”。

　　深圳2018年便成立了反就业性别歧视工作领导小组，并建立了约谈和常态化监管机制，设立了反就业性别歧视投诉专线，对机关企事业单位涉嫌性别歧视的行为进行约谈，约谈成功率为100%。根据《条例》，涉事单位如果拒不改正，会经媒体向社会公开，并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长期以来，受薪酬、体力、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行业被公认为更适合男性或女性，形成了某一行业中性别单一或比例悬殊的‘性别失衡’现象，这种现象背后隐含着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限制了行业的发展。”刘蕾说。

　　据悉，深圳市妇联正在着手推动出台“行业性别平等制度”，对部分性别失衡较为严重的行业进行调研，探寻解决机制，促进行业内的性别平等。

　　“保障女性权益和支持女性实现人生梦想同样重要。”刘蕾说。

　　赋能“她力量”，让女性更多参与到城市建设、治理之中，也是营建性别友好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从2015年开始，深圳市中共党员的女性比例在稳步上升，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比基本保持在26%以上，高出全国人大代表女性占比约1个百分点。

　　在深圳，女性科技人才占比近40%，撑起了这座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半边天”。

　　《深圳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提出，要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制定政策措施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发挥更大作用，做优做强深圳市巾帼科技创新基金，实施鹏城科技创新巾帼行动，为全市女性科技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长期以来，在高层次科技人才领域男性仍占主导地位，女性科技人才仍较为缺乏。未来我们将建立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科技人才资助机制，为女性科技人才成长进步、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环境。”刘蕾说。

　　深圳地铁3号线福田站站台，女性乘客在女士优先车厢候车区域候车（毛思倩/摄）

　　目前，深圳每年新生儿出生在20万以上，母婴室需求渐增成为城市空间设计的一项痛点。

　　从2018年起，深圳母婴室的建设连续3年被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各区、各相关单位积极落实母婴室选点、建设经费、建设实施等，母婴室的建设驶入了“快车道”，公共场所母婴室达到1124间。

　　未来，深圳还将推广移动母婴室——《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要加快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升母婴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广移动母婴室，便是内容之一。

　　由于当代社会中女性仍然是育儿主体，儿童友好和女性友好天然关联，而深圳是全国首个将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纳入到顶层设计中的城市，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过程中，妈妈们的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女性既是家庭女性，也是工作女性，有着多重角色。”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专家组成员蒋永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因此，城市公共政策有必要考虑到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从而减少针对已婚已育女性的不平等现象。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涉及托育公共服务的推广，也需在性别友好的角度上有所回答。

　　针对开放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深圳市妇联曾进行调研，并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关注二孩政策放开后女性就业环境的建议》《关于全面放开二孩形势下健全激励机制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的建议》和《关于深圳亟待正视并应对全面二孩政策引发就业歧视的提案》。

　　2021年，为了让女性科技工作者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环境，深圳18个部门联合开启了“科技创新巾帼行动”，设立深圳市巾帼科技创新基金，并提出了22条具体措施，其中“创造生育友好型科研环境”一条明确提出，支持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保留研究生招生资格、保留入学资格或休学。

　　刘蕾透露，深圳还将不断完善家庭政策和服务体系，倡导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和家庭养老育幼责任，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构建家庭教育令工作机制，推动家庭工作更好开展。